易倍策略常修泽：“十五五”要把握好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倒逼”

　　——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杨益波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会引发一系列变革。“十五五”时期，如何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视野把握未来新趋势？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常修泽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四大命题的“新趋势”——创新重“智数”、发展重“民富”、改革重“要素”、开放重“制度”。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革，并倒逼经济社会相关制度与之相适应，这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必然反应。

　　AI智数化重构产业逻辑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年初，您在浙江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是建议浙江全省推广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个月后，DeepSeek在全球爆火，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我国AI智数化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以其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将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何影响？

　　常修泽：这里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AI智数化”本身的发展趋势问题。杭州的“六小龙”，特别是Deep? Seek非常亮眼，虽然不是原始创新，但这种集成创新（即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它的开源、免费、低成本、民企操盘以及年轻人领军等五大亮点，引起高度关注，经验尤其宝贵。

　　从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未来前景来看，DeepSeek现在仅处于“一般人工智能（AI）”阶段，下一步应该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SI）”不断提升甚至跃升。所以，“十五五”要继续推进人工智能水平的跃升，努力占领创新的制高点，以便在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

　　第二，对“社会生产力整体性”的影响问题。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究竟“新”在哪里？我认为，不仅在于AI技术本身的层面，还在于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比如，对一些产业来说，有价值且具有“非消耗性”，甚至在使用中还能“自我衍生”数据要素，或许比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更“诱人”。

　　第三，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包括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比较而言，新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首先是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结构或实体经济。

　　常修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提出新要求，更聚焦于“大模型+垂直场景”的具体应用，这表明国家在追求技术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向AI技术在产业结构、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推进发展。

　　在产业结构、实体经济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了几个新的“增长引擎”性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十五五”应该首先向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门类推进。

　　当然，AI技术向产业渗透不应忽视传统产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务必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做好通过新技术改造进一步赋能传统产业这篇大文章易倍策略，切实促进AI对宏观经济以及相关产业的融入与升级。

　　未来产业也要谋划。除了人工智能，还应关注生物技术、健康产业，这两个领域与人工智能一样，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AI对中国经济体制创新具有催化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大家还很关注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相关方面的影响。您作为制度经济学者，对此有何见解？

　　常修泽：这是更深层的问题，要看到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包括AI的广泛应用，正以其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公平性和自主性，影响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相关方面。

　　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与之适应，这是必然趋势。要注意的是，生产关系这一范畴，相对于生产力，它叫“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它叫“经济基础”（或称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了最新表述，即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传统定义，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制度体系”认识的深化，并且这一表述在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得到确认和完善。

　　AI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包括对传统体制的挑战。它不仅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大事件，而且会对中国经济体制创新起到催化和促进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改革开放。应该注意的是，这既涉及改革也涉及开放，就各自“新的看点”来说，改革重“要素”，开放重“制度”。

　　当然，AI也会从多个方面为新体制赋能带来挑战。比如，对于在科研等事业部门从事研究的人员来说，面对DeepSeek的记忆力、捕捉力、分析力和概括力，如果缺乏新思想、新观点，只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研究人员的价值何在？

　　多维度着力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您在《包容性改革论》（2013年）一书中提出“包容国有与民营”，强调国有与民营都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如今，民营经济在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

　　常修泽：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前不久，《民营经济促进法》已经颁布，正在落实中。“十五五”时期，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战略立意”再“高”一点。不仅要从中国国内的视角切入，还要从应对国际新变局的高度思考与把握。针对当今世界变局，国家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立意”，建议把握三个字，一是“保”（要从力保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宁的更高视角考虑问题），全体国民、所有企业都应团结一致，增强“全民族凝聚力”。二是“进”（积极进取），作“维护和完善国际经贸秩序的参与者”，并在地域上首先向周边“进”，特别是巩固东南亚，稳定东北亚。三是“创”（创新并彰显民营经济的威力）。

　　第二，“历程总结”再“长”一点。我们不仅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同时还要反思1949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民营经济是块“试金石”，是发展路线正确与否的观察指标之一。

　　第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定位”再“深”一点。我们不仅要讲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强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

　　第四，“产权内涵”把握再更“广”一点。我们不仅要把握企业产权（股权、债权等），还要把握“广义产权”。产权内涵与外延要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讲的维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第五，对企业家群体再“给力”一点。我们不仅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还要着手建立中国的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在这方面至今是“短板”。

　　第六，“法度”再“严格”一点。我们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家要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两平一同”，它们都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基础。“法度”包括立法、司法、执法，要坚决落实和执行《民营经济促进法》，对违反《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要依法处理。

　　此外，还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创新上不断取得成果，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牵好线、搭把手”，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环境。尤其是对于初创型科技企业，浙江给予它们足够的空间，让年轻创业者“心灵放飞”、敢闯敢干。当制度保障、要素流动、文化包容形成合力，民营经济将释放更大潜能。

　　探索“广义产权”机制下的绿色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窗口期。在绿色发展上，您认为，可以做哪些方面的探索创新？

　　常修泽：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减碳”或者绿色发展路径有三条：通过技术手段来减碳，通过结构调整来减碳，通过政府规制来减碳。在我看来，还有第四条路径，即用“广义产权”机制创新绿色发展，核心要义是“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广领域”指的是天、地、人。“广到天”就是“环境生态产权”，“广到地”就是各种“资源产权”，“广到人”就是“人的各种产权”，包括技术、知识、劳动、管理等四大要素。

　　“多权能”指的是除所有权外，还有支配权、管理权、使用权等多种权能。

　　“四联动”即四个产权制度联动，一是产权的界定制度。资源环境的产权归属，一定要界定清楚。要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资产产权”制度，解决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

　　二是产权的配置制度。解决的是产权结构和协调问题，要优化资源配置。

　　三是产权交易制度。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两“偿”问题，即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的补偿制度。这里面的关键，一方面是坚持使用资源付费，谁使用资源谁就要付费，不能无偿使用。另一方面是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要付费。这就是从经济角度、市场角度、产权角度，坚持受益（或受损）补偿（或赔偿）的原则。应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纵向生态补偿制度。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机制，建立市场化的机制，把排放权等都纳入产权交易的行列。

　　四是产权的保护制度。突出解决各类产权受损和保护不力的问题。

　　在绿色发展四条路径中，产权这一条路径是最薄弱的易倍策略，但是前景很广阔，“十五五”期间应该创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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